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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的寺觀園林書寫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文學論文發布時間:2021-09-23 09:01:46瀏覽:1

        “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包含大量或曲徑通幽、或群山環抱的寺廟道觀園林形態之書寫,詩人們筆下這些生趣盎然的寺觀景致反映出唐代浙東寺觀選址布局、植物景觀等方面的造園特征及其走向山林的時代性轉變

           摘 要:“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包含大量或曲徑通幽、或群山環抱的寺廟道觀園林形態之書寫,詩人們筆下這些生趣盎然的寺觀景致反映出唐代浙東寺觀選址布局、植物景觀等方面的造園特征及其走向山林的時代性轉變,流露出時人行旅拜謁途中的真摯情感,帶有豐富的文學藝術想象與獨特的浙東人文印記,對新時代浙江文化景觀建設具有借鑒價值。同時,本文以著名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浙東詩歌寺觀書寫的個案考索切入,重點審視“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寺觀園林書寫的內在普遍機制,即其構成主要基于浙東客觀環境所對應的詩歌地理空間與承繼前代歷史文化所延展的詩性空間,借此進一步體味浙東詩路上的山水風景、宗教修行與游子深情。

          關鍵詞:“浙東唐詩之路”;寺觀園林;特征;孟浩然;書寫機制

        山西文學

          《山西文學》培養了幾代三晉作家,推出了眾多同時期有社會影響的作品。山西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產生與發展是和中國文學的成長壯大緊密聯在一起的。同時,由于山西在政治、經濟、地理和民俗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山西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又具有獨特的地位和色彩。

          一、引言

          “浙東唐詩之路”之名由竺岳兵先生倡始,這條詩路不僅是山川秀麗之路,也是人文薈萃之路,其主線從今杭州蕭山始,沿運河至會稽,溯曹娥江、剡溪而上,經剡中天姥山,后到臺州天臺山。唐代文士以詩歌為紐帶款曲互通,在浙東恣意徜徉,穿梭來去,沿途經過眾多聞名的寺觀,千載而下,寺與詩相互成就,多傳佳話。據《全唐詩》等載,“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包含大量或曲徑通幽、或群山環抱的寺廟道觀園林形態之書寫,這些詩作不僅生趣盎然地描摹了寺觀山水景致,流露了詩人們行旅拜謁的真摯情感,還呈現了古代寺觀的詩意形態,反映出唐代浙東寺觀園林走向山林的時代性特征,具有重要的文史及園林美學價值。

          寺觀園林是中國傳統園林之一,屬于唐代重要的公共活動場域,涵蓋了佛寺、道觀以及祠廟等園林類型。本文擬結合《全唐詩》及相關補編收集的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以其中浙東山林型佛寺園林為考察中心,兼及道觀等,大致涉及浙東紹興、寧波、臺州等地將近十座寺觀,考索詩中呈現的基本造園特征,并以孟浩然浙東詩歌寺觀(桐柏觀、石城寺、云門寺等)書寫的個案考察切入,重點審視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寺觀園林書寫實踐與機制,以期進一步挖掘浙東詩路文化之豐富寶藏。

          二、浙東詩路寺觀書寫之特征呈現

          唐代是佛道兩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寺廟觀宇在建筑規模及數量上遠超前代,并朝園林化轉變?梢哉f,唐代寺觀不再是與世隔絕的修佛求道場所,亦兼公共游憩園林之功能,每逢元宵、上巳、重陽等賞花賞景之時或各類宗教儀式活動之際,香客游人往來如織。與此同時,浙江宗教文化底蘊深厚,唐代浙江地區,尤其是浙東唐詩之路沿線有較多著名的寺觀園林,如紹興的石城、云門、大禹諸寺,寧波的雪竇寺、阿育王寺,以及臺州的國清寺、桐柏觀等。這些浙東寺觀為往來信眾文士提供參拜游憩的空間場所,并經文人墨客題詠書寫,留下眾多寺觀園林詩文。傳統的寺觀園林一般是以建筑為主體,植物為陪襯,包含山石、水池、匾額、楹聯、石刻等園林置景要素,深刻融入當地文化,從而形成重要的文化資源。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的寺觀園林書寫大多以寺廟道觀為游蹤背景,并不作為直接的描寫對象,然而其中表現出的園林化特征值得關注,主要涉及寺觀建筑(國清寺、桐柏觀)、泉石林臺(石橋、瓊臺),以及道嶺仙峰(天臺山、赤城山)等重要景觀元素,并從中反映出浙東寺觀選址布局、植物造景等方面的地域特征。

          其一,浙東唐詩之路詩歌反映出浙東寺觀園林在選址布局方面的特點。在整體選址上,浙東寺觀園林山環水繞,具有不避幽僻高遠的特征。相較于北方寺觀,浙東唐詩之路上的寺觀得山水地勢之利,或處群山,或居水澤,多為山林型。浙江境內有雁蕩、四明、會稽等一眾名山,優越的山川地貌為佛寺選址提供了理想基址,如杭州靈隱寺周遭“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1],坐落于傳說中仙靈所隱之武林山,地處西湖以西,其地背陰,水源豐富,背靠北高峰,面朝飛來峰,賈島云:“峰前峰后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洲。”[1]登高可極目新昌沃洲山,宜于清修,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間,作《冷泉亭記》隆推靈隱區域為“東南第一山”[2]。浙東詩路沿線寺觀普遍依山而建、傍水而立,唐代詩客往來浙東寺觀拜謁游訪期間多有題詠,他們筆下的寧波雪竇寺、育王寺同享“高”“遙”之世外芬芳,有詩謂:“遙知松徑望”[3]“絕頂空王宅”“地高春色晚”“遙峰擁翠波”[3];臺州國清寺、桐柏觀共見“深”“遠”之宗門意境,有詩曰:“古寺杉松深暮猿”[1]“深山桐柏觀”[3]“鶴歸高樹靜”[1]“高鐘疑到月,遠燒欲連星”[1];紹興云門古寺“深”“幽”獨立:“深木鳴騶馭,晴山曜武賁”[1]“竹翠煙深鎖,松聲雨點和”[1]“若耶溪邊寺,幽勝絕塵囂”[3]。不同于很多功能性極強的城市型寺觀園林,浙江山水明秀,多深山藏古寺,名山和名寺相互輝映,堪稱“相地合宜,構園得體”[4],如天臺山國清寺、秦望山云門寺等,皆擇吉祥寶地占山建寺、開宗立派,山水掩映間的山林型寺觀帶有宗教的神秘色彩,再加上詩人們的生花妙筆,反復摹寫其高遠深幽,更顯高蹈出世。

          在水源布局上,詩路寺觀園林書寫強調對自然水景的充分利用,表現出臨近江、海、湖、溪等水體類型的特點。浙江之水是浙人生活或澎湃或悠閑的底色,唐人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5]“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6]浙東水鄉,河道交錯,水依山而流,山以水為脈。同時,詩亦藉山登高吟嘯,借水為墨揮毫,如法華山寺院之泉池、瀑澗,與寺觀融合無間:“殿涌全身塔,池開半月泉。十峰排碧落,雙澗合清漣。”[1]有豐富的動態之美:“遠處泉從青壁來”[3]“龍噴水聲連擊罄”[3]“警梵千溪中”“寒泉聳毛發”[3]“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1],泉、瀑實為連寺雙璧,成為自然賦予的點睛之筆。云門山云門禪寺邊的湖泉“炎氛臨水盡”[1]“湖邊歸鶴唳寥泬”[3]“亂泉相聒不相聞”[3],為周遭增加了神秘宛曲、空明秀麗之氛圍;臺州國清寺桐柏宮等寺觀:“半夜楢溪水聲急”[1]“靈江江上幘峰寺”[1]“螢過小池光”[1]“巖深水落寒侵骨”[1],也同樣因水景書寫而更具畫面感。唐代詩人們對浙東自然水景進行多角度勾勒,借助詩化的語言以水體來構景組景,既有溪水“一徑穿緣應就郭,千花掩映似無溪”[1]“系馬清溪樹,禪門春氣濃。”[1],又有泉水“看引秋泉灌藕花”[1],多呈現出環寺的山間溪泉這一水體形態,它既滿足了僧侶日常用水所需,又給諸寺平添了盎然之生機,泠泠溪泉,源源不竭,富有幽邃而不可窮盡的視覺效果及信仰力量。浙東寺觀擇址往往與豐富多變的各類水體相伴,唐代詩人以詩筆抒之,更顯水體景觀環境為寺觀平添了生趣盎然的朝氣與意境?梢哉f,這類環境布局書寫巧妙地突顯了近水源地的清靜而生機勃勃之利,流動且曲折層疊之巧。

          其二,詩路詩歌往往含有濃郁吳越地方和宗教文化色彩的植物書寫,反映出浙東寺觀植物造景之和諧多姿與深厚底蘊。

          桂之香。浙江地區植桂歷史悠久,古時西湖滿覺隴一帶寺僧曾大量種植桂花,遂有“滿隴桂雨”之景。每逢農歷八月,花雨如期而至,香氣沁脾,文人墨客流連駐足于此,唐代詩客頻贊:“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飄。”[1]古來騷人墨客或賦“三秋桂子,十里荷花”[7]之詞,或憶“山寺月中”“郡亭枕上”[6]之樂。桂花是杭城之花,也是浙東詩路中流傳千載的“天香”。

          蓮之凈。蓮花乃佛教五樹六花之一,佛國亦稱“蓮界”,詩路之吟中“蓮宮”則為寺廟的代稱:“山為蓮宮作畫屏”[6]“夤緣綠筱岸,遂得青蓮宮”[1]“霜月步蓮宮”[3]。蓮花開落見佛性,洞照一切:“幻身觀火宅,昏眼照青蓮。”[1]而佛寺與蓮宮、釋門真諦與凈心之蓮相得益彰:“看取蓮花凈,應知不染心。”[8]

          翠竹通幽。翠竹貫通幽徑禪房與宗教哲思,竹體現君子之風雅、立身之端直,竹意象與禪詩每每相伴、高度融合:“竹房閑且清”[1]“竹影思掛冠”[3]“孤燈寒竹自熒熒”[3]“孤燈寒竹自青熒”[1]“竹柏禪庭古”[8]“講坐竹間逢”[1]“依陰生徑竹”[3]“禪房開竹扉”[3]“竹樹依積潤”[3]“俱向竹林歸”[1]“竹翠煙深鎖”[1]“竹使羞殷薦”[1]“林棲居士竹”[8]“竹柏禪庭古”[8]“竹閉窗里日”[8]“竹房不見舊時僧”[1]“清秋絕頂竹房開”[1]“僧在翠微開竹房”[1]。竹是佛祖生前傳道之標識,無論是觀音之紫竹林,還是釋迦牟尼之竹林精舍,青竹即法身,竹文化與中國佛教具有天然機緣,詩路禪詩掩映著浙東寺觀之竹影古佛,散播著千年禪思。

          松柏茸翠。蒼松翠柏象征著傲然霜雪的凌云氣概與不屈節操,常對植于山門之側迎客,或群生于山林之中布陣,寺觀因其而更顯古樸,松柏植寺而更顯神武,故禪林梵剎常環抱松柏,或以松引路:“松祏古仍留”[1]“十里松門國清路”[1]“杉松引直路,出谷臨前湖。”[1]“松下山前一徑通,燭迎千騎滿山紅。”[1];或以松襯景:“睡倚松根日色斜”[1]“松間石上定僧寒”[1]“瓊葩被修蔓,柏實滿寒條”[1];或渲染宗教氣氛:“凝陰向杉松,界法齊天地。”[3]“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8]“玄功馀玉帛,茂實結松楸。”[3];或點染禪境妙趣:“林下眠禪看松雪”[1]“松下無人空有雪”[3]“入松穿竹路難分”[3]“遙知松徑望”[3];或與猿鶴相伴、動靜相宜:“鋪松鶴羽摧”[1]“古寺杉松深暮猿”[1]“野鶴尚巢松樹遍”[1]。松柏茸翠之景是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反映最多的植物景觀特征,作為宗教園林代表樹種,松柏與寺觀相融無間,如成景于唐代的錢塘“九里云松”即代表著吳越寺觀松樹群植的典型景觀。而且松柏與寺觀既有美學的關系,又帶有宗教的象征意味,如羅漢松之果形似坐禪羅漢,象征佛祖,而其優美穩健的樹形契合莊嚴肅穆的寺觀環境,松柏常青之性與宗教教義本就有相通之處。此外,詩路上還有國清寺的菩提樹:“飯猿臺上菩提樹”[1]法華寺的七葉樹:“水照千花界,云開七葉峰。”[1]育王寺的棠葉:“棠葉滿山紅”[3]。這些帶有宗教內涵的植物意象與造景,營造了自然空明的佛寺風景,使得植物與園林空間、地理環境巧妙配合,給詩歌增添了強烈的宗教氣氛,帶給讀者直觀的宗教體驗。

          浙東唐詩之路是山水人文之路,包括山石、水池、花木、建筑、匾額、楹聯、石刻等都是詩路寺觀園林的有機構景要素,相關詩歌更是藉浙東山川之機巧妙呈現當地寺觀園林在選址布局、植物造景等方面的基本造園特征,其中無論是山環水繞、不避高險的整體選址布局,還是對自然水景的毗鄰巧借,抑或是桂、松等帶有濃郁吳越地方和宗教文化色彩的植物書寫,浙東詩路寺觀造園特征在詩歌中一覽無余,成為代代傳承的文化景觀,對新時代浙江文化景觀建設具有借鑒價值。

          三、孟浩然浙東寺觀園林詩歌書寫機制

          前述選址布局、植物造景等內涵乃浙東詩路寺觀園林書寫的普遍性特征,生動折射了其時的造園特點及寺觀園林走向山林的時代性轉變,流露出詩人們行旅拜謁途中的真摯情感,帶有豐富的文學想象與獨特的浙東印記。本文復以個案切入,選取唐代大詩人孟浩然浙東詩歌所涉寺觀書寫,重點審視以孟詩為代表的浙東寺觀園林詩歌之內在書寫機制。

          眾多唐代詩人曾漫游過吳越山水,往來于浙東寺觀,孟浩然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不僅創作了很多與僧侶隱士相關的交游詩,而且熱衷傾訴道情禪意于行旅詩,①筆者試基于浙東客觀環境所對應的孟詩地理空間及其承繼前代文化歷史所延展的詩性空間等展開論述,即從具體的文本環境描摹,到歷史傳承、典故化用等文化符號的形成,再到詩人結合時空搭建起的并置空間等角度,分析以孟詩為代表的浙東寺觀詩歌書寫機制。

          一方面,孟浩然浙東詩歌的寺觀書寫是基于浙東客觀地理環境而構建的空間。襄陽與越中②為孟浩然的主要涉道之地。通過孟詩可發現,詩人漫游吳越時期到過的浙東寺觀有天臺之桐柏觀、剡縣之大佛寺、云門寺等,詩人將來到浙東寺觀后所觀察到的秀美山水與朝圣心緒的起伏變化等托付于詩筆,其寺觀園林書寫,抓住了浙東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等基本特征。譬如世外仙山的空間地理環境,仙山藏寺觀,孟浩然筆下的云門寺仙氣繚繞,坐落于越州秦望山,即云門山,今紹興南部山區,地處峽谷,三山環抱,桐柏觀和石城寺雖分屬道觀和寺廟,而其所處的皆是天臺山區域,據唐人崔尚所記,兩者實為一釋一道,一山兩名。桐柏觀占據了浙東天臺玉霄峰這一鐘靈毓秀之所在,神秘幽深而自帶仙氣。又,石城寺屬于天臺山支脈,橫連天姥山系,寺名出于石城山,即古之剡山。孟浩然描寫上述一觀二寺的空靜寧謐空間地理環境,桐柏觀清幽避世,仙凡交融,謂:“雞鳴見日出,每與仙人會。”[8]其周遭景致也非同一般:“上逼青天高,俯臨滄海大。”[8]詩人在此流連忘返,手攬長蘿足踩著軟苔,停船到天臺山觀賞探討,在桐柏觀中稍作休息,采摘山中靈芝仙草:“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柏,采秀弄芝草。”[8]面對著如此幽僻靜謐的所在,詩人十分自然地透露出對神仙的喜好,這其中包括對仙物之愛,如其詩歌中出現的植物意象芝草:“息陰憩桐柏,采秀弄芝草。”[8]芝草即瑞草,古人認為食芝可長壽成仙。芝,又稱靈芝,可使人起死回生、長生不老,芝草因此被慕道詩人頻頻引用。仙人所處之地不在喧鬧的市井街巷,而是幽閉靜謐的山林郊野,往往伴生著的是苔蘚蕨類植物,故其詩言及“捫蘿亦踐苔”[8],苔類生長于潮濕陰暗之處,這類特殊植物也更易觸發詩人的羈旅愁情。臘八日在農歷十二月初八,為禮拜彌勒佛之日,孟浩然適逢其會,并為此創作了禮佛詩,詩人書寫石城寺的地理環境:“石壁開金像,香山倚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竹柏禪庭古,樓臺世界稀。”[8]石城古剎幽深莊嚴,四周群山懷抱,古木參差,烘托了寺之幽寂。同時,云門寺在深山中,地勢高峻:“我行適諸越,夢寐懷所歡。久負獨往愿,今來恣游盤。”[8]詩人圍繞云門寺之游,循著繚繞的林間梵音,沿著蜿蜒的山間小道,來到了名僧林立的云門禪寺,其間溪水潺潺,竹岸夾道:“臺嶺踐磴石,耶溪泝林湍。”[8]繼而“舍舟入香界,登閣憩旃檀。”[8]一派世外仙山之境。

          另一方面,孟浩然浙東唐詩之路詩歌寺觀書寫承繼前代文化歷史與折射詩人內心世界所延展的豐富詩性空間。南朝齊梁時期,謝朓謂:“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9]其時名士多于山水林園間游憩,“他們揮灑性情,張揚個性,在無拘無束中求得生命的解放;他們從對大自然的審美出發,在人與自然的融合中體悟生命之美。”[10]謝朓即在詩中認為得朝廷賞識而起歡喜之情,遠比不上遁跡遠地而生山水之趣。其中的“滄洲”,即為傳說中隱者所居之洲,孟山人《宿天臺桐柏觀》中“緬尋滄洲趣”[8]之句,同樣使用了滄洲意象,以此表達詩人如六朝文士般的瀟灑心境。孟浩然詩路寺觀園林書寫對歷史文化的沿用,強化了相應浙東寺觀文化符號的形成,如運用“汗漫期”“松子”等帶有神話色彩的存在,一下子將我們帶入了世外仙山,尤其多次出現天臺桐柏觀意象,表達修道煉丹情懷,豐富了桐柏觀的山水人文內涵。值得注意的是,孟詩有很多與宗教有關的詞匯的反復運用,譬如“禪”“空”“鶴”等,孟浩然在石城寺禮拜大佛活動時,先寫石城寺的地理環境,表達了欲引導自己入禪的愿望:“竹柏禪庭古,樓臺世界稀……愿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8]詩人想借助八德功水清洗塵俗的機心,去除心上濁垢,時刻流露出對佛祖的崇敬,并追蹤前人足跡,漫游云門,與好友薛八乘興前往云門寺附近的符公住所,賦詩寄情佛理,描寫了蘭若寺沿途之幽絕環境,“愿承甘露潤,喜得惠風灑。依止托山門,誰能效丘也。”[8]等刻畫了竹林清泉邊的寺廟與其間主人符公的禪寂真趣,詩中還提及了“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8]乃是對佛家禪境的解讀。據說達到佛教之四禪定、四念處和五神通三境后,人的心態會轉變,看透生死差異,得解脫塵俗之大智慧。孟浩然《大禹寺義公禪》帶有對義公禪房周圍山水風光的書寫和對禪空之境的頓悟:“義公習禪處,結構依空林。戶外一峰秀,階前群壑深。夕陽照雨足,空翠落庭陰?慈∩徎▋,應知不染心。”[8]唐代佛教向“禪”轉向,浙東山林寺廟僧舍往往以禪寺、禪院、禪房等稱之,佛教徒坐禪入定稱為禪寂,高僧義公誦讀《蓮花經》,習禪修行,其宅周遭環境清幽,如詩中“依空林”句描寫,禪房選址足見義公的清凈眼界與不染胸襟。無獨有偶,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也多有“空”之書寫:“夜梵前山空”[3]“松下無人空有雪”[3]“野橋連寺月”[1]“魚梵空山靜”[1]“心與空林共杳冥”[3]“精魅搦來雙眼空”“東邊畫了空西邊”“交加器械滿虛空”[1]。在這些有關宗教意象的文化符號中,鶴是極富道教文化色彩且本身帶有詩意想象的符號,并為詩人捕捉書寫。孟詩《宿天臺桐柏觀》云:“鶴唳清露垂”[8],詩人描寫了更深露重的夜晚聽聞鶴鳴叫的聲音。鶴是道教文化圖騰,古人常把仙鶴與松柏繪在一處,成為福祿長壽的象征,道家將鶴視為神仙的化身,據傳道教鼻祖張道陵于鶴鳴山學道,可任意乘鶴遨游。仙鶴是仙家坐騎良伴,也與道家仙學緊密聯系,“三喬乘鶴”“丁令威化鶴”等仙話流傳至今,古今詩文中亦頻見“仙羽”“仙客”等語匯。至唐代,鶴文化發展到了高潮時期,鶴既是自然界的靈禽,也是宗教文化的符號。崔顥《黃鶴樓》膾炙人口,浙東詩路多仙山古道,其間涉道詩歌也頻頻致意這一仙禽,并使其與翠柏、清露、高樹、祥云等相伴而生:“鶴歸高樹靜”[1]“鶴從高處破煙飛”[1],鶴蹤縹緲,常隨仙隱,仙鶴意象本身就是道教仙境的代表符號?梢,這些詩歌以浙東山水地理環境為基礎,延展出豐富多彩的詩性空間。

          此外,孟詩往往將廣闊游歷經驗與山林寺觀幽關空間結合,在現實游蹤與佛道企慕、內心矛盾輾轉與南北時空交錯中營造詩歌的敘事、抒情空間。如《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詩人先著墨于翠微寺雨后夕照之美景,點明出游時地,繼而登眺贊譽上人幽美之居,遂悟禪靜之妙:“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8]尤詩末“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8]句,詩人身處終南翠微幽勝之境,耳聞山間風吹流泉所發清泠聲韻,心神澄清,塵念一洗,故而不必效仿阮籍向孫登學棲神導氣之術而發蘇門之長嘯了,這是對翠微寺幽靜隱秘之境的渲染和贊嘆,也是對山行之景與獨善心境的進一步描寫。孟浩然仕途坎坷,身處終南山,憶及天臺山,南北時空交錯并置在詩歌中,云林趣甚,靜者妙甚,名山勝景佛寺即在一念之間,詩人內心南北、仕隱等的輾轉遂由此搭建起并置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孟浩然浙東寺觀園林詩歌多以與僧友的交游活動將宗教的神圣性烘托出來,圍合成潛在寺觀園林空間,并形成自然的游蹤線索,如太一子在詩人心目中是仙界理想的真人化身,山人在朝圣天臺、尋訪道友時曾作《寄天臺道士》等詩。通過這些詩歌,孟浩然將道教名山天臺山周遭幽關避世的寺廟園林環境進行了刻畫,于地點騰挪轉移中勾畫了游蹤線索,同時展現了美麗浙東山高海闊背景下,天臺石橋、石梁飛瀑、幽徑、惡溪、華頂等景觀元素?梢哉f,浙東唐詩之路上的寺觀園林既是孟浩然真實游歷的場所,也摻雜詩人豐富的宗教想象,孟浩然書寫這些人文景觀時融入了自我的知識經驗和文化建構,其腦海中的先驗知識不斷閃現,使行途中的寺廟觀宇及園林景觀構成了詩歌的背景或符號,折射出詩人對于浙東及宗教的微妙情感。

          四、結語

          浙東寺觀園林是園林建筑,也是真實的自然體,在滾滾歷史長河中有些因故荒頹湮滅,有些因緣臻于完善,而以詩歌綿延的歷史卻是無限漫長的,唐代詩人們借詩筆將其定格于卷冊,成為永恒的文化記憶。這些紙上園林、詩中寺觀呈現出唐代浙東寺觀整體走向山林的時代性轉變,以及富有特色的造園特征,如選址布局上山環水繞、不避高遠幽僻,植物造景上融入濃郁的吳越地方和宗教文化色彩等。這些書寫展現了豐富的文學藝術想象與獨特的浙東人文印記,以孟浩然浙東詩歌為例,其寺觀園林詩歌以浙東山水地理環境為基礎,從具體的文本環境描摹出發,到歷史傳承、典故化用等文化符號的形成,再到詩人綰合時空搭建起的并置空間。這類基于浙東客觀環境所對應的詩歌地理空間與承繼前代文化歷史所延展的詩性空間的構成機制,也是浙東唐詩之路寺觀園林詩歌書寫機制之一,引導讀者千載之下猶憶浙東詩路上的山水風景、宗教修行與游子深情。

          注 釋:

         、賲⒁娭偾锶.孟浩然浙東行旅詩歌的景觀意涵及其治療意義[A].載邱高興.唐詩之路研究(第一輯)——中國唐詩之路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華書局,2020.416-431.

         、趽y計,孟浩然涉道詩歌大致有14首,分別是《宿天臺桐柏觀》《越中逢天臺太一子》《山中逢道士云公》《尋天臺山作》《寄天臺道士》《與王昌齡宴王道士房》《梅道士水亭》《游精思觀回王白云在后》《游精思題觀主山房》《尋梅道士》《贈道士參寥》《送元公之鄂渚尋觀主張驂鸞》《清明日宴梅道士房》《傷峴山云表觀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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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浙東唐詩之路”詩歌中的寺觀園林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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