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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測算及差異比較分析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城市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21-08-10 09:03:34瀏覽:1

          摘 要:城市群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中堅群體,將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诮洕哔|量發展的內涵和測度邏輯分析,構建了包含“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五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

           摘 要:城市群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中堅群體,將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诮洕哔|量發展的內涵和測度邏輯分析,構建了包含“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五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運用熵權TOPSIS法,對2010—2017年我國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數方法測算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結果表明:第一,從總體特征來看,中國八個城市群2010—2017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良好,穩中有升;從群際層面看,中國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區域間非均衡、階梯狀分布特征;從城際層面看,八個城市群基本上均形成了以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經濟發展“核心—邊緣”空間格局。第二,從總體差異來看,我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未能表現出嚴格的遞減趨勢,總體協同性較弱;從群內差異看,各個城市群的群內差異處于不同水平,并呈差異化的演變趨勢;從群間差異看,第一、二梯隊城市群與第三梯隊城市群之間差異較大;從差異來源分析,我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主要來自于城市群之間的差異。

          關鍵詞: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熵權TOPSIS;Dagum基尼系數

        城市觀察

          《城市觀察》(雙月刊)創刊于2009年,是由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專業性學術經濟期刊。本刊是以研究探索珠江三角區域內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為主的綜合性經濟理論期刊。

          一、引言

          當前和今后的一段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時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的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質量優先的新時代。在新發展格局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國“十四五”時期的發展主題。

          十九屆四中全會和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繼強調:“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能力”。“十四五”規劃中再次強調,“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城市群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愈發突出。相比于城市地區,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形勢更加復雜和特殊,亟需構建一套衡量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新標準,并測度分析我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和區域差異,為我國各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提供新思路。

          已有文獻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延續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測度方法,用某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單一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易綱、樊綱和李巖,2003;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賀曉宇和沈坤榮,2018)、勞動生產率(陳詩一和陳登科,2018)等,直接度量經濟高質量發展。這種單一指標的測度方法,沒有概括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如全要素生產率指標更側重于體現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但是卻忽略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民生事業發展、協調均衡發展、資源環境改善等情況。因此,大多數學者選擇了第二種方法——構建綜合的指標評價體系,來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鈔小靜和任保平,2011;張俠和許啟發,2021;師博和任保平,2019)。這種方法可以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等指標同時納入評價體系,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更加全面。由于不同的人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的理解不同,所以選擇的評價指標也不同,目前學界仍然沒有形成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致性評價,但通過對這類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相比于過去的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更關注民生福利、協調發展、開放包容和生態環境保護等相關指標(魏敏和李書昊,2018;馬茹等,2019;陳景華、陳姚和陳敏,2020;方若楠、呂延方和崔興華,2021)。本文認為評價指標體系除了要體現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還應該遵循統計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已有文獻構建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相對來說過于復雜,缺乏一定的科學性,比較突出的有三大問題:一是指標相互之間重復性較高,比如,有的指標體系里,同時出現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創新;二是沒有區分過程指標和結果指標,如有的指標體系里會加入科研投入、教育投入和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等指標,這些指標都是過程變量,高投入不一定會帶來高產出,投入變量無法反映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果(李金昌、史龍梅和徐藹婷,2019);三是評價指標過多,當指標過多時,真正重要的指標會被干擾,而且數據計算的工作量過大,會增加計算過程的誤差,無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準確測度。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從多個方面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展開了研究,但整體來看,已有研究的廣度及深度仍然不足,無法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研究主要集中于測度省級層面、地級市層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涉及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相對不足,而城市群作為一種獨特且聯系緊密的區域經濟新增長極,以其為研究對象的文獻更是相對匱乏。當前區域發展的競爭主體已經逐漸從城市轉向城市群,在此背景下,本文將以八個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依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和新理念,基于科學合理的測度邏輯,構建包含“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五個維度的指標體系,運用熵權TOPSIS法進行指標測算,從群際層面和城際層面分析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特征,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數測度區域差異,從而為中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數據樣本、理論參考和政策建議。

          二、研究對象、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近十年來國務院相繼批復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哈長、中原和北部灣等城市群發展規劃 (劉傳明、王卉彤和魏曉敏,2017)。不同城市群的地理位置、經濟水平具有顯著差異,《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指出,主要分布在優化開發區域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要以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同時強調要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長江中游、哈長等城市群,以提高居民生活品質、營造優美生態環境為目標,建設充滿經濟活力的新型城市群。位于我國沿海沿邊開放交匯地區的北部灣城市群,在我國與東盟合作的經濟開放大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趪鴦赵号鷱偷某鞘腥阂巹,本文選取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哈長、中原和北部灣共八大城市群為研究對象(劉傳明、王卉彤和魏曉敏,2017)。全面認識各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及其區域差異,有助于破除資源流動障礙,優化行政區劃設置和資源配置,提高中心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強化對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城市群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和北部灣共八個城市群的138個城市在2010—2017年的數據。由于仙桃、潛江、天門、濟源、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瞻洲數據缺失較多,故沒有納入本文研究范圍。具體城市群和城市名單如表1所示。部分城市個別年份的數據缺失值進行線性模擬補充,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地級市統計公報、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CEIC數據庫。

          (三)研究方法

          1.熵權TOPSIS法

          本文參考杜挺等(2014),郭淑芬、裴耀琳和任建輝(2019),袁淵和于凡(2020),任保顯(2020)等文獻選取了熵權TOPSIS法來測度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熵權TOPSIS法先通過熵權法得到各指標的權重,然后利用TOPSIS法進行排序。熵權TOPSIS法的具體計算公式參見杜挺等(2014)。

          2.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

          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數分解方法可以將地區差異分解為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和超變密度三個部分。與傳統的地區分解方法相比,基尼系數分解有效解決了地區差異的來源問題及子樣本間的交叉重疊問題(劉華軍等,2013);嵯禂档挠嬎慵胺纸夤絽⒁奃agum(1997)。

          三、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

          (一)測度邏輯

          相比于經濟增長質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種要求更高的質量狀態(任保平,2018),其主要目標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張軍擴,2019)。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主要圍繞效率、質量和均衡三個關鍵詞(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9;袁曉玲、李彩娟和李朝鵬,2019)。經濟高質量發展既包括經濟高效率的發展,也關注包括民生、協調、綠色、開放等多層次和全方位的綜合發展(師博和張冰瑤,2019;余泳澤和胡山,2018;田秋生,2018;趙劍波、史丹和鄧洲,2019)。

          要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還需要遵循以下測度邏輯:首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仍然是較大的經濟總量與較快的發展速度;其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必然要與我國新發展理念相契合,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新發展理念貫穿于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王永昌和尹江燕,2019;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再次,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應該能準確把握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最后,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應該是科學合理、可度量的。

          結合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分析,同時遵循以上測度邏輯,綜合參考魏敏和李書昊(2018)、馬茹等(2019)、張震和劉雪夢(2019)等文獻,本文最終從“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五個方面選取測度指標,構建指標體系,具體思路見圖1。

          1.效率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實現經濟運行高效、要素配置高效和創新驅動發展。在確保一定經濟產出總量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資本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能源生產率、土地生產率以及創新產出水平,充分實現集約式發展。因此,本文選取了經濟運行高效、要素配置高效、創新驅動發展三個準則層來衡量經濟發展的效率水平。

          2.民生

          堅持增進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使人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金碚,2018;陳川和許偉,2020)。暢通國內大循環,提高消費水平;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改善居民醫療條件;完善住房的市場體系和保障體系;建設高質量的教育體系等。因此,本文選取了消費、健康、住房和教育四個準則層反映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民生需求。

          3.協調

          堅持全面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發展不協調是一個長期問題,突出表現在產業結構和城鄉發展不協調、價格和就業波動等方面。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注重發展的整體效能,否則可能會不斷加深一系列社會矛盾。因此,本文選取了結構優化、穩定發展和城鄉共享三個準則層來衡量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其中,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參考干春暉等(2011)的算法,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計算公式為:TL=∑ni=1YiYlnYiLiYiLi,其中,Y表示產值,L表示就業,i表示產業,n表示產業部門數。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

          4.綠色

          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2018年習近平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的發展必然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倡導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袁寶龍和李琛,2021)。一方面,工業企業要控制污染物排放,提高綠色生產率;另一方面,居民生活環境要保證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集中處理率,提高居民生活環境的綠化覆蓋率。因此本文選擇從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兩個方面來衡量經濟發展的綠色水平。

          5.開放

          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吳寧,吳瑞臨和許慧,2019)。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擴大外貿和外資比重,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最終選取外貿開放和外資開放兩個準則層來衡量經濟發展的開放水平。

          (二)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以上梳理分析,在借鑒相關評價指標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包含“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5個決策層、14個準則層、共27個指標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根據以上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本文運用熵權TOPSIS法,對2010年—2017年中國八個城市群138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以及“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五個決策層發展指數進行測算。指標體系和測算所得各指標權重如表2所示。

          (三)測度結果

          八個城市群2010年至2017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時間演變情況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八個城市群2010—2017年發展指數均呈現上升趨勢,但增幅不同。其中,珠三角上升幅度最大,從2010年的0.1477上升到2017年的0.2171,上升了46.99%。成渝上升幅度最小,從2010年的0.0499上

          升到2017年的0.0704,上升了41.08%。八個城市群發展指數排名較為穩定,其中珠三角始終遙遙領先,長三角和京津冀分別穩居第二和第三,其他城市群在第四到第八名之間波動?梢园l現,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良好,穩中有升。

          四、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對比分析

          (一)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群際特征

          從群際層面來看,珠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城市群,在2010—2017年連續8年位居第一,均值達0.1741,遙遙領先于其他七個城市群,是排名第二的長三角年度均值的1.69倍,屬于第一梯隊。長三角和京津冀始終排名第二和第三,均值分別為0.1031和0.0978,明顯領先于其他五個城市群,屬于第二梯隊。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和北部灣的發展指數還不及珠三角的一半,年度平均值分別為0.0634、0.0611、0.0546、0.0749、0.0730,屬于第三梯隊。八個城市群區域間發展指數存在明顯的非均衡發展、階梯狀分布特征。梯隊的地理分布圖如圖3所示。

          (二)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城際特征

          圖4是中國八個城市群138個城市2017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空間分布圖考慮到篇幅限制,未列出每個城市的測算結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從城際層面來看,只有極少數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大多數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較低,且城市間差距較大。其中,發展指數大于0.2的只有深圳、北京、上海、廣州四個一線城市,其中深圳最高,達到0.5451,是138個城市平均值(0.08)的6.8倍。處于0.15至0.2之間的有東莞、珠海、南京、寧波、杭州、蘇州、天津、武漢、成都、重慶、哈爾濱共11個城市。這說明我國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不僅擁有更高的經濟總量,且經濟發展質量也普遍強于三、四線城市。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大城市在人口、經濟、科技等方面的規模效應更明顯,具備更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所需的要素基礎和發展潛力。

          從這些城市所屬的城市群來分析,排名前四的一線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廣州均屬于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的三個城市群,且處于0.15至0.2之間的11個城市也大多數集中于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的三個城市群。這說明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的城市群內已經形成了較多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核心城市。第三梯隊的城市群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基本上均是各個城市群內經濟總量較高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所有城市群基本上形成了以這些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經濟發展“核心—邊緣”空間格局。究其原因,資源的稀缺性和逐利性使得要素會向核心城市聚集,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效率、民生、協調、綠色、開放”多個方面的發展基礎,而核心城市具有相對豐富的要素存量,再加上城市發展的上升慣性,使得城市群形成“核心—邊緣”結構。

          (三)基于Dagum基尼系數的區域差異比較分析

          為解釋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其來源,本文根據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分別測算了2010—2017年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尼系數。測算結果如表3、表4、表5所示。

          1.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總體差異

          由表3可知,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3369,整體表現出頻繁波動的變化趨勢,但波動幅度較小,在2016年和2012年分別達到低谷0.3206與頂峰0.3471。具體來看,2010年至2012年總體基尼系數先上升后下降,2012年到達最高值后,接下來4年持續下降,年均降幅達到1.9%,但到2017年總體基尼系數又增大到了0.3393。這反映上出2010年至2017年八年期間,我國城市群總體差異未能表現出嚴格的遞減趨勢,總體協同性較弱。因此,要使城市群總體差異得到持續而穩定的緩解,亟需制定并實施相關區域協同發展政策,切實縮小城市群間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差異。

          2.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群內差異

          表3描述了八大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內部差異?傮w來看,各個城市群的群內差異處于不同水平,并呈差異化的演變趨勢。樣本期內,珠三角城市群群內差異均值最大,達到0.3972;其次為京津冀、成渝、哈長、長江中游、長三角、北部灣,群內差異均值分別為0.3553、0.3150、0.2737、0.2732、0.2666、0.2122;中原群內均值最低,僅為0.1485;此外,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中原的群內差異呈波動式下降趨勢,分別從2010年的0.3687、0.2877、0.4380、0.1390下降到2017年的0.3718、0.2568、0.3787、0.1294;而長江中游、成渝、哈長、北部灣則呈波動式上升趨勢,分別從2010年的0.2531、0.2707、0.2350、0.2528上升到2017年的0.2732、0.2732、0.2737、0.2122。雖然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內部差異較大,但卻呈現下降趨勢,而成渝群內差異本就較大,差異水平卻依然呈現上升趨勢,因此對成渝城市群的群內差異要實施更為有效的控制。長三角城市群屬于第二梯隊,發展指數較高,但群內差異卻比成渝、哈長等城市群更小,且群內差異依然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長三角城市群內協同發展水平較高,經濟發展均衡。

          3.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群間差異

          表4列示了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群間差異年度均值,以反映八個城市群之間發展水平的差異。從表中可以發現如下規律:一是群間差異最大的是珠三角與成渝,群間基尼系數達到0.5414,群間差異最小的是中原和北部灣,群間差異僅有0.2267;二是第一梯隊的珠三角城市群與其他兩個梯隊的七個城市群的群間差異平均值達到0.4790,超過總體差異的平均值;三是第二梯隊的兩個城市群京津冀和長三角的群間差異為0.3238,而第二梯隊與第三梯隊的城市群中,差異最大的是京津冀與成渝,差異值達到0.4018,差異最小的是長三角與北部灣,為0.2844;四是第三梯隊的五個城市群中群間差異最大的是成渝城市群和哈長城市群,群間差異達到0.3248,差異最小的是中原和北部灣,差異值為0.2267。因此,應迫切提高第三梯隊特別是成渝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縮小其與珠三角城市群的差距。

          4.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來源及其貢獻

          如表5所示,從差異來源大小來看,群間差異貢獻最大,樣本期間均值為0.1857,顯著高于群內差異貢獻0.0372和超變密度貢獻0.1140。群內差異貢獻和群間差異貢獻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超變密度呈現上升和下降頻繁波動的變化趨勢。從差異貢獻率來看,群間差異貢獻占比55.08%,比群內差異和超變密度二者貢獻率之和還高,這說明群間差異是影響總體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和北部灣八個城市群138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構建了包含五個維度的指標體系。運用熵權TOPSIS法進行測算,分別從總體、群際層面和城際層面分析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征。同時,利用Dagum基尼系數方法測算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并從總體差異、群內差異、群間差異及差異貢獻分解四個方面深入分析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來源;窘Y論如下:

          其一,從總體特征來看,中國八個城市群2010—2017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良好,穩中有升;從群際層面來看,中國八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珠三角為第一梯隊,長三角和京津冀為第二梯隊,其他五個城市群為第三梯隊的區域間非均衡、階梯狀分布特征;從城際層面來看,只有極少數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大多數城市的發展指數較低,八個城市群基本上形成了以這些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經濟發展“核心—邊緣”空間格局。

          其二,從總體差異來分析,我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總體差異未能表現出嚴格的遞減趨勢,總體協同性較弱。從群內差異來看,各個城市群的群內差異處于不同水平,并呈差異化的演變趨勢。成渝群內差異較大卻依然呈現上升趨勢,對成渝的群內差異要實施更為有效的控制,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絕對值較高,但群內差異較小,且群內差異依然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長三角城市群內協同發展水平較高,經濟發展均衡。從群間差異來看,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城市群與第三梯隊城市群之間差異較大,應迫切提高第三梯隊特別是成渝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縮小其與珠三角的差距;從差異來源與差異貢獻角度來看,我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主要來自于城市群之間的差異,故解決城市群發展不均衡問題的關鍵還在于縮小城市群之間的差距。

          基于以上結論可以發現,新時代中國區域協同發展,在穩步推進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應努力縮小其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建議:

          第一,穩步推進各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是將地方政府考核體系從偏重經濟數量指標改為涵蓋新發展理念的綜合指標,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立能夠反映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考核體系;二是重視以城市群為核心的區域協調發展,打破區域限制與壟斷,調整原來以省域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將城市群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第二,努力縮小各城市群內城市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一是充分發揮龍頭城市的引擎作用,利用城市群“核心—邊緣”結構,增強核心城市的正向溢出效應,形成互補互助發展模式,帶動邊緣城市的經濟發展;二是推進各城市群內的跨區域城市群一體化發展,增強城市群內各城市間經濟聯系緊密度,發揮城市群市場的規模經濟效應,推動產業專業化發展,促進產業間知識溢出,減少交易成本,優化要素資源配置。

          第三,加快實現各城市群間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一是補短板,強弱項。目前中國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區域間發展不均衡,階梯狀分布”的特點,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國發展比較成熟的城市群,各項發展指標均較高。因此,這三個城市群應該繼續保持其經濟發展優勢,但同時,政府也應該將重心偏移到其他發展較慢的城市群,采取一定程度的傾斜政策,促進發展較慢的城市群如中原、北部灣等經濟快速發展,補齊短板,縮小我國城市群間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差距。二是要實現相鄰的城市群之間、高水平城市群與低水平城市群之間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發揮好珠三角、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的正向溢出作用,引導要素資源向中西部地區的合理、有效流動,實現城市群經濟協同發展。三是各城市群制定差異化經濟發展政策,由于各城市群的發展基礎、資源稟賦、地理條件均存在較大差別,各個梯隊的城市群之間發展不平衡特征顯著,因此要因地制宜,制定差異化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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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測算及差異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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