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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兒童案件被害人陳述的審查判斷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婚姻家庭法論文發布時間:2021-06-11 10:25:32瀏覽:1

        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發生率呈上升趨勢,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類案件中被害人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性侵兒童案件中,兒童的心智發育水平不成熟及相關取證規則

          摘 要: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發生率呈上升趨勢,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類案件中被害人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性侵兒童案件中,兒童的心智發育水平不成熟及相關取證規則、采信規則的不完善,致使兒童被害人陳述的采信陷入困境。通過對五年來H市X區基層檢察院受理該類案件的分析,構建以兒童陳述為核心證據的審查體系,完善被害兒童陳述的取證程序,以達到不放縱性侵兒童犯罪,保護兒童合法權益的目的。

          關鍵詞:性侵案件 兒童被害人 兒童陳述為核心 證據審查

        中國檢察官

          《中國檢察官》創刊以來,本刊堅持“傳播新理念,交流新經驗,于1999年創辦,面向全國發行的政法類學術期刊!吨袊鴻z察官》雜志以其豐富的內容,融學術性與技術性為一體的特點,獲得了廣大學者的喜愛。

          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高度關注性侵未成年人問題,專門規定了反性侵、反性騷擾和強制報告制度。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發生率呈上升趨勢,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類案件中被害人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經統計,2015年8月至2020年7月H市X區檢察院受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14歲以下的占42.3%,其中最小的被害人為4歲。在這些案件的審查處理中,不得不承認兒童心智發育水平的不成熟及相關取證規則、采信規則的不完善,致使兒童被害人陳述的采信工作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完善性侵案件兒童被害人陳述的審查判斷,對嚴厲打擊犯罪,保護兒童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預防犯罪并且消除犯罪對兒童的消極影響,防止“惡逆變”。[1]

          一、本文中兒童被害人的年齡范圍

          要研究兒童被害人陳述,首先就要對兒童有一個清晰的定位和認識,這就需要對兒童年齡的范圍進行一個準確的界定。

          從法律層面看,1989年11月20日第4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第1條規定了兒童的年齡界定為18周歲以下。[2]而在我國,民法典規定不滿18周歲的自然人為未成年人,8周歲以上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不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刑法規定了不滿14周歲為無刑事責任年齡,16周歲以上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為限制刑事責任年齡。但刑法也同時使用了大量“兒童”的概念,如猥褻兒童罪、拐賣兒童罪等罪名都是針對兒童實施的,此外,刑法還規定了幼女的年齡為不滿14周歲。[3]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年齡的劃分沒有變化,與國際上對兒童年齡的劃分相同。但是該法和我國《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除了“未成年人”這一概念外,還同時使用了“兒童”和“幼兒”的概念。因此我國法律并沒有對兒童有一個統一的界定,不同的法律對“未成年人”“兒童”“幼兒”等概念的使用較為混亂。

          從醫學層面看,各國對兒童范圍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在我國,兒童期指的是從出生斷臍到14周歲末這一時間段。[4]

          從心理學層面看,近代著名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提出了著名的兒童心理發展階段的理論,他把兒童心理認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感知階段(0-2歲),兒童運用感知和運動來探索世界的開端;前運算階段(2-7歲),兒童的認知發展為符號化的、不合邏輯的思維;具體運算的階段(7-11/12歲),兒童的認知被轉換為更富有組織性的推理,運動能力改善,兒童通過學習掌握了他們在成年后將要承擔的責任,思維更具有邏輯性;形式運算階段(11/12歲以上),青少年的思維逐漸形成和成年人一樣復雜、抽象的推理系統,這時開始向成年期過渡,逐漸脫離監聽開始自主、開始確定個人的價值和目標。[5]由此,兒童進入12歲后的認知發展已經接近于成年人。而2周歲以下的嬰幼兒還在初步學習認知和表達能力,不足以達到記憶和描述的水平,還不具備作證資格。

          綜上,結合醫學和兒童發展心理學上對于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特點,結合我國法律規定,本文中討論的兒童年齡段界定為已滿2周歲不滿12周歲。

          二、兒童被害人陳述的特點

          (一)兒童被害人陳述的基本特點是客觀真實性

          筆者認為,兒童被害人陳述的最大價值在于其陳述內容的客觀真實性,這也是本文同意并倡導在辦理侵害兒童案件中,構建以被害人陳述為核心的證據體系的基本邏輯起點和理論根據。兒童涉世不深,人生經歷、人際關系相對簡單,社會化程度不深。相比于成年人,兒童陳述的基本特征就是可信度更高。在不受外界影響干擾的情況下,其自由陳述證據價值更大。

          (二)部分因素對兒童被害人陳述的影響

          1.心智局限影響陳述的準確性

          作為兒童,在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方面發展均不成熟,他們對于親身經歷的事情,事后往往無法準確表述自己的所見所感,他們不如成年人般敏銳和警覺,有時雖能察覺到自己被侵害,但無法實現表達的及時性和準確性。根據皮亞杰的觀點,7歲之前的未成年人的思維是具有局限性的,他們能夠在符號水平上進行思維,但還沒有能力使用認知操作。[6]心理學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齡未成年人,假如要回憶的事物是他們自己感興趣的,那么得到的有關案情細節表述就越多,但他們無法做到像成年人那樣回答辦案人員的提問,對于重要的案情細節表述一般不準確,僅僅能從整體上描述自己曾遭到的侵害事實。[7]

          第一,對于性侵害發生的次數表述不準確。幼童不能準確表述被侵害的次數,有些表述的次數前后不一。兒童對于親身經歷的回憶,缺乏成年人的準確度和穩定度,往往與成年人的表述出現偏差甚至截然相反,削弱了證據的證明力。

          第二,對于案發的時間和地點表述不清楚。兒童往往無法準確表述受到侵害的具體時間和地點,特別當侵害次數多、時間跨度長時,就顯得更為困難。如孟某某猥褻兒童案中,孟某某作案時間長達2年多,且猥褻次數頻繁,被害人夏某某雖然已經11歲,但仍然無法說清具體猥褻的時間,只能籠統表述“他摸我都在雙休日或寒暑假”“在第一次之后的一兩個月”。兒童被害人無法陳述清楚時間時,辦案人員通常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時間為準,但當犯罪嫌疑人不認罪時,作案時間就無法準確查明。門某某強奸案中,因案件發生的次數多、時間跨度長,被害人葛某某只能回憶:“他陸續在好幾個地方和我發生了許多次性關系”,這樣模糊的表述導致采信上存在一定障礙。

          第三,對于性侵害過程不回應或較主觀。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詢問過程中,當辦案人員詢問到“怎么碰你、怎么摸你的”時,有的兒童被害人出現沉默、不愿回答或者簡單回答“我想不起來了”。有的兒童被害人回答較主觀,無法區分想象和事實。如蔣某某猥褻兒童案中,被害人祝某某陳述“他把右手中指伸進了我的陰道里大約2厘米”,對于細節“右手中指”“約2厘米”的表述顯得過于精確,反而不符合常理,可能加入了部分想象,影響陳述的真實性。

          2.多重干擾影響陳述的客觀性

          兒童對成年人有較強的依賴性。兒童的認知還不成熟,當他們回憶過去某個場景時很容易受到干擾和影響,比如外界環境的影響,成年人的干擾、暗示或引導,這一點在幼兒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如果不掌握詢問技巧和方法,就很容易把他們嚇到進而改變回答。這種暗示感受性取決于很多因素,包括提問的方式,問題的類型和提問者被認為所處的地位。[8]

          (1)偵查人員的影響。偵查人員的反復詢問、誘導詢問和成人化記錄都會造成兒童證言受到干擾和污染。偵查人員在詢問時通常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案件事實,他們對案件的猜測或假設就極易導致詢問先入為主,將兒童陳述引向自己設想的方向。兒童心理學研究表明,如果對于年齡幼小的未成年人,連續不斷地給予高度的誤導發問后,許多兒童最終會作出不正確的陳述。[9]偵查人員對兒童來說具有警察權威地位,這種情況表現地更為明顯。

          偵查人員的反復、多次詢問會讓剛遭受侵害的兒童情緒更不穩定,思維陷入混亂,對犯罪過程的回憶會產生錯誤,多次詢問的筆錄會出現矛盾和反復。兒童專注度不高,也容易在多次詢問中出現疲勞,作出隨意、想象或不穩定的陳述。

          偵查人員在筆錄記載使用成人化語言轉述,如蔣某某猥褻兒童案中,被害人陳述“摸了我尿尿的地方”,但是偵查人員記錄為“摸了我的陰道”,不僅會讓人對兒童陳述的真實性產生疑問,同時也可能導致兒童在不理解的情況下對被性侵部位產生誤解和混淆。

          (2)兒童親屬的干擾。兒童親屬對其陳述的干擾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兒童親屬包括監護人、近親屬等可能會出于報復心理而讓兒童對被侵害的過程和后果作夸大陳述;二是兒童親屬出于對隱私、名譽保護的考慮或是已經與嫌疑人和解的情況下,拒絕讓兒童配合作證或者消極作證,對關鍵問題不回答或模糊、錯誤回應;三是兒童親屬陪同做筆錄時,對兒童會產生一定壓力和干擾力,導致兒童不好意思陳述關鍵情節,或是違背事實作出虛假陳述。如王某某被強奸案中,13歲的王某某在母親陪同下證實自己被對方采用暴力手段強奸,但嫌疑人卻堅稱雙方自愿。檢察人員經審查后發現,王某某是害怕母親的責罵和懲罰才做了虛假陳述。在及時更換合適成年人后,王某某承認自己系網戀后自愿發生性關系。再如李某某強奸案中,被害兒童劉某在其母親在場時陳述了自己被強奸的情況,但其母親當場暴跳如雷,導致詢問無法繼續。

          3.延遲報案影響陳述的真實性

          兒童被性侵案中,延遲報案的現象也十分常見。H市X區檢察院5年受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延遲報案占60.5%。其中有部分是由于被害兒童不敢報案也不敢告訴父母,后父母在孩子的手機聊天內容中發現端倪或者發現孩子身體異常。如門某某強奸案中,被害兒童董某某的父親在女兒手機里發現了一條門某某約董某某暑假到他住處發生性關系的短信,才發現可疑。董某某這才將2年內被門某某奸淫幾十次的事情告訴父親,父親隨即報案。陳某某強奸案中,被害兒童喻某某在3個月內被多次性侵卻不敢告訴父母,后因沒有來例假、小腹微隆才被其母親發現懷孕數月。另有部分兒童將情況告知父母后,父母出于隱私、名譽或其他考慮,選擇“私了”,但因賠償沒談成而報案。如蔣某某猥褻兒童案中,被害兒童祝某某在被猥褻后馬上告訴了父親,其父親和蔣某某談好了賠償1000元“私了”,后因蔣某某一直拖欠不付,祝某某父親才選擇報案。

          延遲報案讓案件時隔久遠,兒童被害人更難以準確描述情況,他們會自然略去自認為不重要的情節。兒童被害人的時間觀念較差,更不能說清被侵害的時間。對長期遭受侵害的兒童而言,說清侵害的次數也變得更為困難。因為“私了”賠償沒談成才延遲報案的情況下,尤其當犯罪嫌疑人拒不認罪、在案證據薄弱、言詞證據一對一的情況下,被害兒童陳述的真實性和可信度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三、構建以兒童被害人陳述為核心的證據審查體系

          (一)性侵案件的特殊性導致印證規則的可適度降低

          由于性侵案件發生時多在隱秘場所、無第三人在場,犯罪嫌疑人出于逃避打擊的考慮多作無罪辯解,故要求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被害人陳述能夠相互印證難度很大,印證規則的可適度較低。

          一是性侵犯罪隱蔽性強,目擊證人少。經統計,5年內受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僅6.9%有目擊證人,且目擊證人也多為年齡較小的幼兒或嫌疑人的利害關系人,嫌疑人才無所顧忌。如孟某某長達2年多次猥褻女兒的同學,其女兒看到過一次,但在孟某某的欺騙和威脅下,并未告訴他人。雖然兒童在被侵害后會將情況告知父母長輩等,但這類證人證言是來自于被害人的傳聞證據,不具有獨立來源,加之親人存在利益關系,故不會對此類證言賦予較強的證明力。

          二是性侵犯罪客觀證據少,取證難度大。兒童性侵案件延遲報案情況較為普遍,有的甚至是侵害發生后數年才被揭露。性侵案件的客觀證據包括嫌疑人在被害人身上、衣物上留下的體液、毛發等DNA證據及痕跡物證、被害人身體損傷等,報案的延遲讓這些證據的取得變得尤為困難。有的雖然及時報案,但由于兒童證據保存意識不強,在被侵害后第一時間洗澡換衣服,也導致證據滅失。另外,針對兒童的性侵往往并未采取暴力手段,引誘、欺騙、麻醉的手段更多,這類案件被害兒童身上也不會留下劇烈反抗的傷痕。

          由此可見,性侵兒童案件常常出現被害兒童陳述為主要證據的特殊證據構造,在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況下,“一對一”的證據往往難以定罪。實踐中,辦案人員針對這類案件的證據特點,允許較為寬松的印證模式,不再要求證據細節的嚴格印證,允許兒童陳述存在一定的不準確、不穩定,也不苛求被害人陳述與被告人供述在細節上完全印證,如案發時間、地點上存在出入。然而當實質性證據相互之間不能形成寬松印證,或是證明案件事實的實質證據少于兩個,印證規則對證據的類型和數量的要求就讓定罪有了很大的障礙,即便辦案人員對兒童被害人陳述形成了內心確信,案件也無法達到印證的要求,存在放縱犯罪的風險。

          (二)構建以兒童陳述為核心的證據審查體系

          性侵案件中,被害兒童的陳述能夠單獨、直接地證明案件事實,當被害人兒童陳述成為查明案件事實的核心證據時,就有必要轉變現行的證據印證模式。兒童在情感與智力上不同于成人,對兒童犯罪需要不同的司法標準和司法程序。[10]“證據確實、充分”不應狹義理解為“機械的證據相互印證”,在對性侵兒童犯罪案件的證據審查中,要根據兒童的身心特點,避免簡單化套用以成年人為模板的印證模式[11],要重視辦案經驗、內心確信及基于良善的判斷相結合,按照“常識、常理、常情”去分析判斷言詞證據的真偽。如果兒童的陳述合乎邏輯和情理,對細節的表述符合其年齡的認知和表達,嫌疑人的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結合輔助證據的補強可以形成內心確信,排除誣告陷害的可能,就應當采納兒童被害人的陳述。這種以兒童陳述為核心的證據體系,需要建立在兒童陳述可信性審查的基礎上。

          1.對被害人陳述內容本身的分析判斷

          (1)陳述顯示超過年齡段應有的性知識。在排除他人教唆的情況下,如果兒童被害人陳述對被侵害過程的性行為細節的描述和對嫌疑人性器官的描述、射精的細節等,明顯超過被害人年齡應有的性認知,可證明其遭受到了性侵害。如門某某強奸中,9歲的被害兒童葛某某證實“他用尿尿的地方碰我尿尿的地方,有時還會流白色的東西”。

          (2)對性侵的語言描述符合年齡特點。兒童被害人雖然年幼,但對于“手摳”“尿尿的地方”“流出東西”等能夠有基本的認知和感受。如果筆錄中出現“陰道”“生殖器”“發生性關系”等成人化語言,則需要通過查看詢問錄像等方式重點審查,明確是否受到親屬或是偵查人員的不當誘導或不當語言轉化。

          (3)陳述中包含非親歷不可知的內容。對于案發地的環境特點、嫌疑人的作案模式、嫌疑人隱私部位的特征等進行描述,展現被害人非親歷不可知的內容,該陳述就具有較強的可信性。通過被害人陳述進一步查找到相關客觀證據的,也能印證陳述的真實性。比如朱某某強奸案中,偵查人員根據被害人文某某的陳述找到嫌疑人朱某某在案發期間的賓館入住記錄,入住時間與被害人文某某陳述被強奸的時間相印證。

          (4)其他印證或補強證據的綜合判斷。兒童被害人往往在被侵害后會第一時間告訴信任的父母長輩等,有的還會告訴老師或同學。H市X區檢察院5年內受理的兒童被侵害案中,100%均為家長陪同兒童報案,且兒童先把情況告知家長,或是家長自行發現。這些證人證言雖然是傳來證據,但從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了兒童被害人案發后的正常表達和反應,同時兒童第一時間對案發事實加以轉述,陳述受污染的可能性較小。此外,痕跡物證檢驗鑒定及被害人身體檢查、心理創傷情況也能夠對案件的發生予以佐證。

          2.案發前后其他輔助證據的綜合分析運用

          (1)被害兒童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聯系。第一,審查雙方在案發前的關系。根據中國女童基金統計,在2019年經媒體公開報道的301起性侵兒童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從“女童保護”近幾年來發布的報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達87.87%(2014年)。[12]在性侵兒童案件熟人作案高發的情況下,應當審查案發前被害兒童與嫌疑人之間的關系,排除熟人因矛盾、債務等關系而誣告陷害的動機。如在陳某某強奸案中,被害人喻某某是陳某某的遠房侄女,陳某某在當地打工期間借住在喻某某家中,兩家關系較好,不存在誣告陷害的可能。第二,審查雙方在案發后的接觸。性侵兒童案件大多是兒童告知家長或家長通過聊天記錄、兒童身體異常等自行發現,因熟人作案比例高,故當知道嫌疑人身份后,往往第一時間先找到嫌疑人理論。被害方出于兒童隱私考慮或出于要求補償的心態,嫌疑人出于害怕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心理,多出現“談賠償”“私了”的情況,報案的大多數是因為賠償數額無法達成一致。此時就要重點審查是否存在賠償不成而教唆兒童夸大案件事實的現象。

          (2)案發經過是否自然、延遲報案理由是否合理。案發自然,對犯罪事實自然、無意的披露有較高的證明力。如孟某某猥褻兒童案中的被害兒童夏某某就和自己的好友,同時也是孟某某的女兒提起過被其父親侵害的事實。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延遲報案比較普遍。[13]如果被害人延遲報案,就要分析具體原因。有的被害兒童因為年幼而不懂得性侵的意義,因此民法典第191條規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18周歲之日起計算。民法上也允許兒童被害人在成年后再對性侵的損害賠償進行請求,在這種情況下,刑法當然要允許延遲報案的情況存在。有的被害兒童是怕被家人責罵、懲罰而不敢揭露犯罪。監護人對孩子的監護管教方式不當,是導致孩子不愿、不敢說真話的主要原因。

          (3)犯罪嫌疑人及被害兒童的社會評價。一方面審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性侵前科、行為舉止有怎樣的社會評價等,如門某某強奸案中,嫌疑人門某某案發前經常拿著與兒童相關的淫穢視頻給被害兒童觀看等,被害兒童指證其多次實施性侵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另一方面,審查被害兒童在案發前的一貫表現及受侵害后的行為舉止、心理狀態的變化。通過提前介入偵查、參與一站式詢問、審查詢問同步錄音錄像等方式,觀察被害兒童的行為舉止、語言語氣及神態神情,對被害兒童的可信性進行考察。

          當然,建立被害兒童陳述為核心的證據審查體系,并不是要排除印證規則的運用。對于證據較為充分的案件,仍然可以用印證式的證據分析來得出事實結論,確立比內心確信更高的證明標準。以被害兒童陳述為核心與印證規則的適用并行不悖,在性侵兒童等特殊案件缺少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允許確立該審查模式作為印證規則的補充。

          四、完善被害兒童陳述的取證程序

          (一)提升詢問的專業化水平

          從心理學角度上講,詢問者權威身份的淡化不僅有利于未成年人在心理上放松,而且可以減少未成年人因詢問者的權威身份而有意無意地順著詢問者的暗示進行陳述的可能。[14]詢問過程中,偵查人員可以不穿制服,在寬松、舒適的兒童詢問室進行詢問,根據兒童被害人的心理變化,適時休息、聽聽音樂、提供食物和玩具,以便兒童平緩作證。同時,應選用掌握兒童心理學知識的偵查人員專門辦理,更好地掌握和調節兒童的情緒。偵查人員詢問前對詢問方法進行斟酌,避免引導性提問、抽象性提問,鼓勵兒童自由回憶和敘述,盡可能一次、全面地完成詢問,防止反復詢問對陳述造成誘導和污染。在描述性侵的過程時,可以借助玩偶或繪畫來輔助兒童理解和表達。

          (二)精選詢問的在場人員

          詢問兒童被害人,需要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等在場陪同,然而面對難以啟齒的被性侵經歷,不論是怕父母責怪,還是害羞難為情,不愿打破自己父母心中完美的形象,父母的在場有時反而成為孩子開口的一道障礙。在征求兒童意見的前提下,可以優先選擇兒童信任的老師、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詢師等作為陪同在場的人員,也可以適時根據兒童的心理變化,為其開導和調節。

          (三)建設“檢警醫一站式”綜合場所

          嚴肅的成人詢問室會對身心受創的兒童產生更大的心理壓力。對此,很多檢察院都設立了未檢專門辦案區,設有未成年人詢問室。如H市X區檢察院在社區建立起未成年人專門辦案區。這里的詢問室如同兒童房設計,兒童可以在放松的心情下接受詢問。辦案區的心理咨詢室也可以同時完成心理疏導和測評等心理幫扶工作。然后,性侵被害兒童大多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身體檢查及痕跡物證的提取,需要在醫院進行。因此,建議在有條件的兒童醫院或社區醫院的兒科設立專門的“檢警醫一站式”綜合場所,將身體檢查、案件詢問、心理疏導融合在同一個空間內完成,同時配備錄音錄像設備作為取證的輔助設備,盡量縮短兒童參與刑事辦案的時間,減少心理傷害。

          (四)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這里面并不包括誘導的、欺騙的方法及反復詢問的情況,因為威脅、引誘、欺騙方法已經是司法實踐中常見、偵查人員常用的三種取證方式。[15]但是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對于兒童而言,具有強制性、誘導性和次數過多的重復詢問都可能導致他們作出虛假的陳述。[16]對于這類不當詢問方法所取得的兒童陳述是否應當排除要確立明確的審查標準,根據被害兒童的年齡、認知水平結合詢問的次數、強度、方式方法等具體因素來判斷詢問是否存在影響兒童陳述真實性和可信性的嚴重情形,對于可能是虛假的兒童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注釋:

          [1]惡逆變是指被害人合法權利受到不法侵害后,由于心理、生理的傷害,自身心理發生變化,在相關客觀因素的推動下,導致了逆向變化,從受害人變成加害人。

          [2]《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第1條規定:“兒童系指18周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于18周歲。”

          [3]刑法第359條第2款:引誘不滿14周歲的幼女賣淫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4]參見劉玉生:《兒科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5]參見[美]DavidR. Shaffer & Katherine Kipp:《發展心理學》,鄒泓等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6]符號功能,是指用某事物,比如詞匯或物體代表或表征其他事物的能力。

          [7]參見邊玉芳:《兒童心理學》,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8]參見[英]布魯道·謝弗:《兒童心理學》,王莉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頁;[美]勞拉·E.貝克:《嬰兒、兒童和青少年》,桑標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9]參見沈威、徐晉雄:《審判中心視野下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言詞證據問題研究——基于海峽兩岸司法個案判例之比較》,《青少年犯罪問題》2018年第1期。

          [10]參見宋英輝、苑寧寧:《完善我國未成年人法律體系研究》,《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11]參見常鋒:《兒童證言審查及權利保障制度亟須構建》,《人民檢察》2019年第14期。

          [12]參見《“女童保護”2019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2020年5月18日發布于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官方百家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011202459057937&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20年10月5日。

          [13]參見向燕:《論性侵兒童案件中被害人陳述的審查判斷》,《環球法律評論》2008年第6期。

          [14]參見尚旭哲、譚志:《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調查詢問被害人研究》,《法制與社會》2020年2月(下)。

          [15]參見張軍、陳衛東:《刑事訴訟法新制度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頁。

          [16]參見向燕:《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證明疑難問題研究》,《法學家》2019年第4期。

        《性侵兒童案件被害人陳述的審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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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名稱:性侵兒童案件被害人陳述的審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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